进入“十二五”中期之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新的状态和趋势。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概念，强调要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稳心态；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完整地论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九大发展趋势和主要特征；2015年3月30日，在与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他进一步对新常态下实现经济新发展、新突破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阶段演化。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的南宁市，如何主动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准确把握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是“十三五”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亟须破解的重大课题。

首先，要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进入本世纪，尤其是“十二五”以来，南宁市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北部湾开放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等重大机遇，以建设区域性国际城市为目标，以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为着力点，推进全市经济社会实现持续健康较快发展。

2014年，南宁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3148.3亿元，增长8.5%，占全区GDP的20.1%，同比提高了0.59个百分点。在经济总量不断壮大的同时，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为11.28：39.75：48.97，一产比重比上年回落1.2个百分点，二产提高0.13个百分点，三产提高1.07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南宁市经济呈现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势头。但是，如以相邻的省会城市湖南长沙来比较，南宁市经济发展就相形见绌了。

首先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2014年长沙市仍保持了10.5%的增长水平，比南宁市高了2个百分点；其次，从经济首位度看，长沙市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比重达28.9%，比南宁高了8.8个百分点；再次，从城乡居民收入来看，长沙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36826元和21723元，分别比南宁市高出36%和153.29%。可见，经济增长速度滑落过快，经济首位度低，人均收入水平不高等是当下南宁市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明确，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是不要发展，不是不讲GDP，而是要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坚持稳中求进，在努力提质增效的前提下不断壮大经济总量仍是南宁市今后一个时期不可动摇的总基调、总要求。要通过不断学习和宣传，帮助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刻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深刻含义，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注意澄清错误认识，帮助大家走出误区，尤其要防止把经济新常态与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健康发展对立起来的现象，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这是促进南宁市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和思想基础。

其次，要紧紧抓住创新驱动发展这一“牛鼻子”。中国经济新常态对“转方式、调结构、促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什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讲了那么多年，还是“调”不过来，“转”不上去？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依靠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没有发生大的转变。

比如说，在传统发展模式之下，推动高速增长的动力来自要素的高投入、资源的高消耗，这从经济学来看是一种典型的供给推动型发展模式。最常见的是我们以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矿产、能源等资源等支撑着庞大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赚取的仅仅是低廉的加工费，以至于中国生产什么世界上该产品就会过剩，中国在世界上买什么，那些东西就会应声上涨。其结果造成我们有产品无市场、有市场无品牌、有品牌无竞争力，走进了一个怪圈。这种现象在我们欠发达地区尤为严重，资源型产业比重较大就是明例。

我们欣喜地看到，南宁市的产业发展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例如，2014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8%，但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却增长22%，高出了11.2个百分点，而规模以上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了19.8%；再如，全市金融业增加值达307.61亿元，增长13.2%，占全市GDP比重为9.7%。这些突破性的转变，是一种结构优化的表征。

但是，整体来看南宁市产业竞争力不强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何以支撑南宁市产业迈向中高端？创新驱动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如何选择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我认为，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产业融合发展、产业边界越来越模糊、新产业形态不断涌现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顺应这一发展趋势要求，我们必须把“互联网+X”作为推动产业创新发展的制胜法宝。

推动互联网+农业，可以帮助农民解决种什么、怎么种、如何提高品质、如何实现就地加工转化、如何卖出好价等一系列问题。

推动互联网+工业，同样可以解决企业生产什么、如何优化配置资源、如何形成自身核心竞争力、如何占领和拓展市场、最终提高生产效益等问题。国家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就是以高端装备、信息网络、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等重大项目为抓手，广泛运用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加快我国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业强国的步伐。

而推动互联网+服务业不仅能够解决服务业自身发展的问题（如“滴滴打车”就是在“互联网+”引领下传统行业快速兴起的一个佐证），而且能够促进服务业更好地与农业、工业紧密结合，以互联网+服务业为纽带，可以促进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进而从整体上提升产业的竞争力。

要知道，当下我们所讲的互联网不是过去所说的IT技术，而是DI技术，马云先生认为，IT(即信息技术)是控制未来，而DI（即数字技术）是创造未来，DI技术是让人像机器那样工作，而DI技术是使机器像人那样干活，未来世界的发展靠的就是知识、智慧和创造。这就是为什么当下各国都在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的奥秘所在。

再次，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引领新常态，实现高质量、高效益、可持续健康发展，关键在创新，根本在改革。推动“互联网+X”，是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最具活力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需要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活力，而制度创新则是释放创新活力的前提条件。

从宏观效益来说，经济新常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资源配置谁最有效？是市场还是政府？其二，经济增长由谁推动质量最优？是政府还是市场？

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给出了十分明确的答案：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扎扎实实地协同推进各个方面的改革，把中央关于简政放权、还权于市场主体落到实处。政府不能“耕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应把着眼点放在制定好市场游戏规则，当好“裁判员”，决不能既当裁判员又走到球场中央当“运动员”。在这一点上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切实转换思维方式，“欠发达、后发展”仍是我们最主要的市情，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要推动经济发展，但决不能沿用过去那种政府大包大揽的模式来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的意义十分重大。

在推进改革中，要防止“鸵鸟现象”的发生，即个别地方、个别部门为了一己之利，在改革过程中采取“双重标准”，对自己有利的就赶紧改，对自己不利的就拖着不改，使改革“变了味”，导致“改革失灵”的问题。还有些部门或单位，由于改革触动了自身利益，就打着改革旗号，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刀“劈下去”，把原来好的制度也“切掉”了，以至于影响到全局，这是值得警惕的。

当前，要把改革引向深入，应注意抓住一些事关全局的问题来重点突破。

一是着眼于释放市场活力，加快建立健全公平准入的市场机制。要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要求抓紧制定“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严格规范行政审批，下大力气解决好种种“奇葩”前置审批问题，打造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

二是着眼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定价的种类和项目，促进资源要素的高效利用和优化配置。

三是着眼于形成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合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善政府、资本和劳动初次分配关系；完善税收制度，发挥二次分配的积极作用；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发挥其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四是着眼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科技体制机制创新，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调动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发挥各自在创新链条中的作用。

五是着眼于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加强环境保护法治建设，严格环保执法，提高执法能力，将史上最严的《环保法》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

(作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党校研究员)